[送人]出来读神学之前……

前面的几篇连载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给那些英语基础不好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些“生存指南”，主要是围绕学业来谈。这篇文章，我想从多个方面来分享自己对于神学教育的思考。谈谈对北美神学教育的体会，谈神学生，也谈地方教会。（我的看法一定是局限和有偏见的。但是希望至少可以引发教会更多的思考。另外，有鉴于本人对欧洲的神学教育基本处于无知状态，所以，文中的“西方神学院”若不是引用其他学者的话，则基本上是指一知半解的美国神学院。更具体地说，也就是自己稍微有接触或者有侧面了解的神学院。）

 

哥顿康威尔神学院现任院长丹尼斯‧霍林格(Dennis Hollinger)曾经在多个场合引用一句名言：“教会的变化紧跟神学院的变化（As goes the seminary, so goes the church）”。毋庸置疑，这种讲法有些夸张。毕竟神学院也受教会的影响。但是，神学院对教会的影响极其深远，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神学生要慎重选择神学院就读。教会在推荐信徒出去深造时，也当格外小心。 

 

神学教育的目的

前耶鲁大学教授大卫‧凯尔西（David Kelsey）在他的《在雅典与柏林之间：神学教育的争议》（Between Athens and Berlin: The Theological Education Debate）一书中提到，对于“神学教育该当如何”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甚至不可调和的理解。一种是一世纪末产生的“雅典”模式，强调（神学）教育的目标是对心灵的培育、品格的塑造。而另一种是随 1810 年建立的柏林大学一同出现的“柏林”模式。“柏林”模式可说是教育领域的“范式转变”。柏林大学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士莱马赫起草办学宗旨。“柏林”模式强调的是批判性地研究。大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以及训练学生做研究，并且以此掌握关于研究对象的真理。“雅典”模式的神学研究并非是无批判性的研究。但它仍然是基于“某些文本具有真理的权威”这样的前设。教育是帮助人认识“善（the Good）”的手段。而“柏林”模式则不接受任何自称的权威。真理必须经过反复而严格的检验。这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基于“启示”的神学研究是不适合留在大学里的。神学原来是“各学科的皇后”；现在几乎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士莱马赫为要留住神学研究，在办学宗旨里又加了一条：“职业训练”。[1] 此外，埃斯伯利（Asbury）神学院教授布莱恩‧埃德加（Brian Edgar）在这两种模式之外，又加上了“耶路撒冷”和“日内瓦”模式。“耶路撒冷”模式以宣教为使命；“日内瓦”模式则强调透过特定信心群体的信条和传统来认识神（见下图）。[2] 这种分类或许过于简化，但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如今神学教育的目的和手段是倾向于其中哪一种，或是几种模式的“混合体”。

 

 

 

神学教育的内容

70 年前，前耶鲁大学学者休‧哈茨霍恩（Hugh Hartshorne）在一篇文章中回答“什么是神学教育”这个问题。他认为神学最初只是教导教会的教义。但是很快就扩充了其他主题，甚至包括预备讲章和教会治理。在他看来，这些扩充其实是神学院无意之中受到了来自教会的压力的结果，因为如果神学院的毕业生对教会没什么用，它们很快就招不到学生了。他在文中提到，当时普遍的共识是神学院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不仅掌握传统的科目，还要掌握关于人性和社会学的知识，并且训练他们讲道、牧养工作以及个人布道的技巧。他指出，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当时的神学教育的弱项是职业技能的培训。[3] 其实，早在两百年前，北美的神学教育的基本框架就已经差不多定型了：圣经语言、解经、系统神学和讲道学。[4] 这个四分架构是北美第一批神学院（如安杜佛[Andover]、普林斯顿[Princeton]）的教授前往德国求学时带回来的。[5]

  

神学教育的危机

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Vanderbilt Divinity School）教授爱德华‧法利（Edward Farley）认为，正是启蒙运动的影响，导致以生活方式作为神学教育的目标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把神学作为一门科目来研究。它与十九世纪初现代大学的诞生是同时进行的。凯尔西教授书中的“雅典”模式和“柏林”模式与法利教授的这番话可谓遥相呼应。近百年来，神学院陆续添加了不少科目，但是德国“柏林”模式的影响仍然清楚可见。法利教授甚至断言：“目前的神学院根本无法提供神学教育。”[6]

上述的神学教育四分架构并没有提到灵命塑造。埃德加指出“柏林”模式倾向于将道德和灵性的成长隐于幕后。[7] 只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灵命的成长不是隐于幕后，而是常被忽略。哥顿院长霍林格写了一本书，叫作《头、手、心》。他用这三个器官来分别代表思想、情感和行动。在 2014 年的一次华人神学生大会上，他说，历史上来看，基督徒常常偏向于某一个极端。神学院通常吸引的是“头”导向的人。大部分的神学院教授都偏向“头”（擅长处理思想与概念）。过去的神学院很少注意到灵命塑造。1930年代，连灵命塑造这个概念都还没有。这当然也对教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法利教授呼喊“目前的神学院根本无法提供神学教育”这句话以来，又 30 多年过去了，神学院在这方面可有改善？我相信是有的。一些神学院早就开设了“灵命塑造”这门课。哥顿‧康威尔神学院几年前甚至还增加了一个文学硕士学位——灵命塑造（可是，“灵命塑造”作为一个学术学位，本身又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柏林”模式今天仍然阴魂不散。

西方大学的前身就是神学院。欧洲的神学院（Divinity School）都在大学里面。而在北美，教会对大学神学院（Divinity School）的世俗化不满，又陆续成立了单独的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当然，实际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以三所神学院为例： 

l   不满普林斯顿神学院（Divinity School）自由化，一批师生在梅钦的带领下，毅然离开，重新建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这所神学院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要在学术方面与普林斯顿之类的一流大学叫板，同时又努力持守着改革宗长老会的信仰，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

l   哥顿‧康威尔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则是由哥顿神学院和康威尔神学院合并而来。这两所神学院原本都是为了训练牧师和宣教士。合并后，原来的异象到如今也还没有变化（到现在还特意不开哲学博士学位）。但是合并后的第一任院长、人称“福音派先生”的奥肯加（Ockenga）博士（他是梅钦的学生，跟着梅钦去了威敏）提出的积极影响社会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所神学院。这所神学院一定程度上仍然继承着奥肯加老院长的保守福音派信仰。在与文化的互动上，常以一种温和的姿态出现。可谓温文尔雅却又不失原则。

l   三一神学院则干脆称自己为 Trinity Divinity School，在积极与世俗文化互动方面雄心勃勃。

 

当然，它们也有各自的“坑”（不是所有人都会跳进去，但是一定会有人跳进去）。未得“真传”的威敏学子容易在真理的道上“越走越窄”（可别想成是耶稣说的那条“窄路”）；哥顿的学生如果进来时不知道自己是“哪宗哪派”，可能出去后还是不知道；三一则容易越与世俗文化互动，越不像原来的自己。（注意：我只是在描述一种“可能”，并非“一定”。而且，我的看法一定是局限和有偏见的。要了解一间神学院，最好多方打听。本院在校生和校友最有发言权。本院学生所属教会也是。）

虽然神学院成立的背景各有不同，但是似乎有一个共同点：要与一流大学接轨。福音派神学院大似乎都倾向于招从大学里拿到博士学位的教授。一些教授也常常鼓励学生申请世界名校（是否基督教大学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学术名气大），还时而流露出以“本院毕业生被一流大学认可”为荣（在我看来，福音派似乎对自己可以训练福音派中最优秀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把握）。其实我不是反对去大学读博士。我主要想表达的是：从历史来看，北美的神学院和大学接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同时也导致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神学院的“紧箍咒”。神学院既想为神的国度预备合用的人才，又想被一流大学认可。两者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和谐的。常常因人而异。（正是由于“因人而异”，神学生才需要在选择神学院之前，尽量先做足了“课前作业”，再选择一间适合自己的。寻找一间完美的神学院跟寻找一间完美的教会一样，都将面临一个结果：徒然奔跑。当然，有一个因素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神的能力常常在我们的软弱上更加显得完全。我自己就是一个“新鲜又活泼”的例子。但是这样，我们便有理由不做“课前作业”了吗？断乎不可！我为自己曾经的无知而悔改，为天父特别的保守而感恩。）

 

以上文字可能有些过于学究。让我尝试用更简单地方式来表达：

I.   西方神学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A.  除了近几百年的英语世界属灵传统之外，很多古代的文献（不论是犹太-基督教著作还是关于其历史背景的著作）都早已经翻译成英文。

  B.  这深厚传统还体现在神学院的教授身上以及他们所带领的教会中。在我们努力学英文的时候，那些学者早就掌握了各种其他语言。他们也是传统的载体。

  C.  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东方教会/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能是西方教会/社会早已发生过的。而西方世界常常已经有很深刻的反省。

II. 然而，神学院仍然不能免疫于大环境的影响。

  A.  神学院的定位还是“研究院”。

   1.  学生毕业后拿到的是硕士/博士学位。他们的文凭是跟做“研究”挂钩的。虽然道硕学位要求有教会实习，但是占课业的比重还是不大。而其他的学位基本不要求实习（辅导专业自然是个例外），只需要满足学业要求即可。

    a)  有些美国学生是冲着以后在大学里教书去的。他们对牧养教会和宣教一点儿也不感兴趣。那些愿意耐心花时间与国际生团契的白人通常是有宣教负担的人。

   2.  神学院通常假设（或者必须要这样假设）学生有较好的信仰基础（申请时要提交蒙恩和蒙召见证，还需要教会的推荐信的嘛）。但是实际上，学生的信仰基础相当参差不齐。前克莱尔蒙特神学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副院长杰克‧菲茨迈尔（Jack Fitzmier）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叹息，相当大比例的神学院新生没有完整读完一遍旧约！[8]

   3.  这样的学生修完新、旧约概论，两希，以及几门解经课，领了毕业证，来到教会，摇身一变，便成了“圣经专家”、“群羊的牧人”了？神的圣言就这样托付给他们了？哪个世俗公司如果这样用人，不想倒闭都难呢！我不是想要贬低神学生。但是基于菲茨迈尔教授在北美的见证和我自己在国内的经历，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这种处境。当然，神的大能再次而又多次地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更加完全。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作为“五饼二鱼”放在主的手中。主会使用我们去喂饱“五千人”。可是，还有另一个问题令人担心。

  B.  西方的个人主义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

   1.  很多神学院都已经意识到祷告这个问题。

    a)  哥顿院长霍林格在一次学校的周间聚会上曾经提到一个统计数据：北美牧师每天祷告的平均时间是 3 分钟。

    b)  这些牧师难道不就是从神学院里放出来的吗？

   2.  哥顿神学院在这方面也算是下了不少功夫了。如果一个人想要祷告或者敬拜，就算不是个体，也有很多集体的机会。

    a)  每学期开学前，有一个全校师生祷告日。

    b)  教授们在上课前都会有祷告（我去哈佛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讲员就是没有祷告的，虽然教课的博士生也是个基督徒。一开始总觉得少了什么，过会儿才意识到没有以祷告开始）。

    c)  去教授办公室，通常也都是以祷告开始或者结束。

    d)  韩国学生会周间每天早上都有集体祷告会。

    e)  中国学生也有每周一次的祷告会。

    f)  学校有祷告室。也可以随时去小礼堂祷告。

    g)  学校周间有两次崇拜聚会。

    h)  有些学生周间的晚上也有一个祷告会。

    i)  ……

   3.  哥顿‧康威尔神学院在属灵氛围和群体生活方面算是美国神学院中公认较好的。

    a)  曾经跟另一位神学院的学生聊天。我说，即使如此，还是有学生（可不是灵恩派的）觉得神学院里属灵氛围不够。那位弟兄半开玩笑地回答：如果你们那儿属灵气氛不好，我们这儿就是没有属灵气氛！

   4.  但是，如果你不想参加那些活动的话（或者没时间参加），都可以不参加。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生可以不作祷告，顺利从神学院毕业。可以只读解经课需要的那几章圣经，顺利从神学院毕业。然后，来到教会，摇身一变，便成了“圣经专家”、“群羊的牧人”了？当然，这是一种很极端的假设。

   5.  如果哪间神学院想要强制学生参加祷告会，我猜几乎不会有人愿意报读这间神学院了。都研究生了，还来这套？

  C.  有宗派背景的神学院，其优势是学生可以很清楚地得到某种立场的教导（我明白这也可能是有人不喜欢它的原因）。但是总体上，研究院的定位就是意味着学生要透过自己的研究来寻找答案。

   1.  不加批判地接受“专家”的立场简直就是“学术犯罪”。西方的学术研究，就是要学习倾听不同的声音，并且与它们对话。最终决定，到底要听哪个声音。（是不是很“柏林”模式？）

    a)  当然，教授团们都会努力在各方面做到出色，好叫学生“身体与灵魂都健壮”、“知识与爱心齐增长”。

   2.  可是，我又深深地体会，完成一个硕士学位，并不意味着大部分问题都已经一清二楚了。神学训练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对于一些问题，以前敢以肯定的口气说的话，现在不能那么肯定了。很多问题，再深入研究下去，就可以作一篇博士论文。（读神学，常常要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  那么，什么才是我真正可以确定的？

   4.  如果没有很好地消化所学，可能（至少暂时有段时间）会给神学生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a)  一个人可能感觉自己原来的根基被拆毁了，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

    b)  一个人可能接受了某种教义之后，开始排斥、批判所有持异议者。

    c)  一个人可能学了些一套套的理论之后，觉得原来送他/她出来的教会或者其他教会是如此落后、无可救药。心中尽是鄙视与厌恶。

  D.  此外，中西文化的差异，也意味着一个出来读神学的人要做两次的文化转换。

   1.  在美国，分辨哪些属于真理，开放着接受；哪些属于西方文化，选择性吸收。

   2.  回国后，分辨所学之物，哪些应当应用，哪些可以应用，哪些暂时不能应用，哪些最好当垃圾丢掉。

   期待教授们帮我们做这些转换吗？有些神学院比较喜欢聘请有异文化宣教经历的人做教授。他们会对海外神学院的需要相对敏感一些。但是文化转换的工作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

  E.  以上所提的各种“副作用”，我在自己身上也常常看到。有时是因为无知导致，有时则是因为刚硬。

 

我并不是要“妖魔化”西方的神学院。以上引用的，大部分都是北美神学教育第一线的学者的话。另外需要澄清的是，我在神学院中所得的恩典，远超我的“所求所想”。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要出来，而且还是要去同一间神学院。只是，我想提醒一下将要来的人，在领受各种恩典的同时，还要注意些什么。这也是继续提醒自己。

 

与教会何干？与我何干？

我想以这篇文章邀请众神学生、准神学生和地方教会一起对北美的神学教育作些反思（其实，这些身份随时是可以互换的。计划出来，“我”就是准神学生；出来了，“我”就是神学生；回去后，“我”就是地方教会的一分子，可能会成为“送人出来读神学”的人）。我想我可能还没有到谈论如何做神学教育的时候。约翰‧弗兰姆（John Frame）曾经提议过一种作法。[9] 他的提议实际上是把神学院的功能直接放在教会里面，而不是独立于教会存在。这样做对教会的要求非常高。不过他说有些教会已经在实行他的提议了。我相信他的方向是对的。神学院需要与教会走得更近。应当是在教会的处境中做神学研究，而不是独立于教会（东离西有多远，现在很多博士论文所研究的课题与教会的处境也有多远）。

  

最后，我想以一些实用性的建议作为结尾吧（换个立场，就是给神学生、给自己的建议。所以不再重复）。我认为，如果教会中有人被呼召，要出来读神学，那么教会最好和准神学生一起来决定选择哪所神学院。教会不能把这个问题丢给准神学生自己解决，写推荐信如同写休书一般，准神学生拿了就离开了。学生也不是不顾教会，单凭己意行事。

教会要帮助准神学生来分辨是否真的有神的呼召。是否适合出去读神学。要明白西方神学院的优势和问题所在。这样就可以大概预期自己送出去的神学生将会生活在怎样的处境中。即便同是福音派神学院，众神学院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偏学术，有的偏牧会，有的偏文化对话。要找的不是别人眼中“最好”的，而是“最适合”自己的。如果基础不好，或者送错了地方，可能会事与愿违。教会送会友出去，期待神学院把会友原来身上的大小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有可能当他/她回来时，反而成了一个更大问题。是的，神学院在造就人的同时，也拥有将小问题放大的能力。因为那位神学生受到“正规神学训练”后就拥有了“生事”的“神学资本和底气”。

西方神学院有优良的传统，但是也有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家神学院所能做的都很有限。不要过分期待神学院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神学生们需要代祷的托住。需要关怀。需要与家乡保持一定的熟悉度。一个人在外多年，家里的关系淡了，外面新的关系网又形成了；家里的需要看不到，外面的需要却摆在眼前。毕业时，想要留下来是很正常的诱惑。教会不能仅仅用“一纸合同”绑定一位同工。心中若无爱，服侍若不是心甘情愿，就算用牢牢的铁链拴住，又有何用？只不过多给了仇敌一个攻击的破口。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和心中一股热情燃烧的圣灵之火才能让他们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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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H. Kelsey, Between Athens and Berlin: The Theological Education Debate (Eugene, Oreg.: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1), 5–19. 第一版于 1993 年出版。

[2] Brian Edgar, “The Theolog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Evangelical Review of Theology 29, no. 3 (2005): 208–17.

[3] Hugh Hartshorne, “What Is Theologic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26, no. 4 (1946): 235–42.

[4] William Adams Brown, “A Centur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After,”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6, no. 4 (1926): 368.

[5] Edward Farley, Theologia: The Fragmentation and Unit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Press, 1983), 10.

[6] Ibid., 14.

[7] Edgar, “The Theolog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8] Jack Fitzmier, “The Aims and Purposes Literature: Notes From the Field,” April 12, 2004, http://www.resourcingchristianity.org/sites/default/files/transcripts/research_article/JackFitzmier_Aims_%26_Purposes_of_Literature_Essay.pdf.

[9] John M. Frame, “Proposal for a New Seminary,” accessed June 25, 2014, http://www.frame-poythress.org/proposal-for-a-new-seminary/. 中文版地址：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009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