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走上全职服侍的道路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父亲在家庭教会做了几十年的传道人。我从小就上教会、参加主日学。但是出生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的家庭并不能保证我从小就做基督徒。我一面去着教会，一面犯各样圣经所说的罪。如果说基督教的信仰帮了我什么，那就是这信仰让我保持着某条底线。读初中时，两位小学就已经是最好的朋友因打劫被抓，坐牢三年。他们当时没有叫上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不会做这种事情。那是我基督教信仰给我的底线。

我仍旧是个尚未悔改的罪人。高中的几年并没有比初中好，我仍然是个一边上教会、一边过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人。我享受同学间的友情。我们一起打球、一起看小说、一起玩游戏、一起吃饭。我很享受与同学在一起的时间。至今仍然怀念。但是，我没有想过为这个世界做什么贡献。

大学是我改变的开始。大一那年，我开始思考信仰。开始思考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开始思考神是否真的存在。我突然发现，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神，善恶如何定义？恶人到处行恶，只要逃离法律的制裁、甚至掌控法律，就可以逍遥一生。如果没有神，就没有死后的审判。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哥米嘉所说： “如果没有上帝，那人就是宇宙的主宰了。这该多好啊！但如果没有上帝，人怎会讲道德呢？” 当时，仅仅那个 “没有上帝” 的意念就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一想到 “没有上帝”，我就强烈地感到生命的空虚。照着这个思路下去，我的结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二哥伊万所宣扬的是一样的：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灵魂不灭，世上任何事情无所不可。——那时，我也意识到，世界的不公如果还有意义可言的话，那就是世界的不公本身就在要求有一位公义的上帝。

除了以上哲学性的思考，我还想到历史上有多少次想要除掉基督教，多少人想要推翻圣经，可是现今基督教仍然存在，圣经仍然屹立不倒。这是一本奇妙的书。

我又想到小时候在教会里住着被鬼附的人。他们的亲人四处求医、拜佛不得医治。最后不得已，受基督徒邀请，来到教会。有的被鬼附之人最明显的特症是，边上的人无论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有什么反应。一旦那些住堂的老人跪在他身边唱诗祷告时，他们反应非常激烈。很多人住在教堂一段时间后，就完全康复。有些康复之人到至今仍然活着，后来甚至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侍。我的母会就有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让我明明地看到有些灵界之事真的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

正是在思考这些信仰问题的过程中，神给了我信心，让我看到自己是个何等的罪人。我特别清楚地记得，神让我想起从前对父母的悖逆。以前没觉得那是罪，被父母管教时还心生忿恨。后来才明白的那些都是罪。

大一真正悔改之后，我并没有一下子就变成了圣人。我仍然被各种罪恶所胜。但是很奇妙的是，神很快就将对教会的负担放在我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远在异地读书，却开始在乎起家乡的教会。大二开始在校园团契服侍。常常与一起服侍的同工们谈论家乡的教会。每听到不好的事情，就会内心痛苦难过。那几年，也常常对教会有很多批判。现在看来，当时不过是一位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批判自然多有偏颇之处，但那情感是真的。

大四那年，我开始思考毕业后的路。我想了工作、考研、考公务员、考老师资格证、经商、读神学。当时记得大概有七种可能性。想了这么多可能性，应该也说明了当时的我并没有找到一条自己的路。直到有一天，几乎从来不开学院主页的我打开了学院的主页，看到学院发布的保研申请通知。看了一下条件，我刚好满足。神带我走了一条没有想过的路。我本科是学水利的，保送的也是水利专业。但是其实我对水利也没什么兴趣。我的导师刚好有做建筑结构抗震研究，我就顺势改做建筑结构抗震研究，虽然明面上的专业还是水利。

2008 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对我有很大的冲击，那就是汶川大地震。网上很快出现各种建筑倒塌的照片，对建筑质量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研究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我知道，建筑的设计是有抗震设计规范的。而抗震设计的总旨是“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前面两条关乎经济，最后一条绝对是关乎人命的。可令人悲痛的多少的建筑在那次地震中倒塌，甚至包括了原本在灾难发生时可做避护的学校。

地震过后一年，一位工程院院士到我学校做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到一句话：凡是严格按照现行抗震规范设计的房子都没有倒塌。这句话再次给我很大的冲击。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抗震技术对于民用已经完全够用了。那么，如何解释此前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那些房屋太老了，不是按照现行抗震设计规范设计的，要么就是偷工减料导致的。前者是技术问题，后者是道德问题。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不缺有技术的工程师，缺的是能够坚守道德的人。如果我继续走工程师这条路，中国只是多了一个工程师。如果我做牧师呢？能否让更多的人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有点冲动，我想到了鲁迅的弃医从文。我想立刻退学，去读神学。为什么大学前我从来不有想过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后来却有了那些想法？这就是神对我的塑造。

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位教会的长辈，跟他谈了我要退学的想法。他劝我还是把这个学位先读完，说这也是个见证。我想，这或许确实是神为我将来的服侍做的预备。于是，我放下了退学的想法，继续我的学业。

其实，这段经历并不表示我已经有了要全职服侍的决心。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仍然在寻求呼召。对当时的我来说，全职服侍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主要是经济方面（神是信实的。到如今我们都没有缺乏）。好不容易读到了研究生，可以说是赚钱、实现小资生活最好的机会。而走上全职的路，不要说赚大钱，连将来的生活是否能够维持都成了未知数，而且我连将来赡养父母的责任也不知是否能够尽到。说内心没有挣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确定神的呼召，我不敢轻易地踏上这条路。是的，我是有看到教会的需要，但是为什么是我要走上去？

读研最后的半年，我回到了大四时的起点，我需要思考毕业后该做什么。那时的选项就少多了。其一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工程院院士来我学校做讲座时，我的导师和有些人和他一起吃饭，其中一位是某设计院的高层。我刚好在讲座上问了一个问题。我导师在饭桌上提起了我，说我快要毕业了。那位设计院高层说，我如果想去的话，只要跟对方说一下就好了。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工作 offer，还是在找工作的季节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来了。我也有很好的师兄在那个单位工作。我导师后来一碰到我就跟我说了这事。可是我当时心里一直放不下全职这条路，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份工作。我的导师在日本工作了十多年。他有好几次也在我面前提日本的留学机会，我还做不了决定，所以只能装做与我无关。最后的机会是来自在 HK 的一位师兄。他告诉我导师说那边在招博士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导师又在见面时提这个机会。（看到有些导师千方百计地不让学生毕业，我很感恩自己碰到的是这样一位好导师。）在挣扎中，我又打电话给那位教会的长辈。这时，他不再像上次那样劝我继续学业了，反而暗示我要是继续读博就是在“多走几年弯路”了。

最终让我走上全职这条路的是神放在我心中的负担。我想，前面的那些工作和读博的机会放在一般人面前，都是极具吸引力了。但是，每当我思考那些工作或读博的可能性时，内心总有一个负担放不下来。这个负担没有变弱，只有变强。有两节经文给我很深的感动。一节是哈该书 1:4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另一节是约翰福音 2:17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想到教会，就常常会想到这两节经文。而读到这两节经文，也立刻会想到教会。工作和读博的机会都失去了原本的吸引力。我渐渐地意识到，我不该再问有没有神的呼召的问题，而是要回答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我在神的面前回答：我愿意。也是在我最终做了决定之后，我原本反对的部分家人也转而赞成。

在我出来读神学之后，有些关心我的朋友也劝我读完之后留在美国，至少可以先拿到绿卡。这样，可以长期住在美国，偶尔回国服侍。可是，说实话，我一点儿也没有心动。我还记得我当初的挣扎，以及最后为什么要走上全职这条路。我当初是因为感受神的呼召而决定全职，然后出来读神学。现在出来了，反而要违背这个呼召？或者说得属灵一点，现在出来了，神对我的呼召变了？是的，是有些改变。我看到一些以前没有看到的需要和可能性。我的服侍肯定跟以前设想的不太一样了，但是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调整。

当然，我也相信神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带领。比如有些人可能本来呼召就不清楚，后来慢慢清楚起来。我不推荐不清楚呼召就出来读神学，但是并不排除这种可能。也有些人在服侍工场上多年后，神又带领他们去到别的工场。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在这方面，我自己也需要向神开放，看神的带领。只是，我很难想像一个人原来因为国内的需要走上全职，后来还没有回到国内就改变了。或许原来的呼召本就不是呼召吧。

国内的疫情令人焦急万分，同时批评的声音也是铺天盖地。安静下来，还是需要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该怎么办？神籍着汶川地震让我看到，这个国家并不缺有技术的工程师；或许，神也会籍着武汉肺炎让一些人看到，这个国家并不缺有技术的医生和科研人员（当然，如果你有发明瑞德西韦的潜力，很可能这才是你的呼召）。

仅以此文，与正在寻求呼召的人共勉，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从天上来的呼召。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

将来禧年，圣徒欢聚，恩光爱谊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