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批判有什么问题?

基督教研究圣经的传统一直是把整本圣经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的。受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一些新的圣经研究方法陆续面世。其中包括来源批判(底本假说)、形式批判、传统-历史批判以及文学批判。

针对前几种批判把圣经肢解得支离破碎的现象,文学批判的一个正面意义是把圣经当作一个整体来读。正典批判受英语文学批判的影响也是一样把圣经的终稿作为整体来研究,也因此受到很多福音派学者的青睐。

但是正典批判与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呢?它的研究方法有什么问题?基督徒可以使用正典批判法吗?

哥顿·康维尔神学院的旧约教授 Jeffrey J. Niehaus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分析正典研究法的问题。这篇内容是他 2016 年底将要出版的一本书里的部分内容。⁠1 经 Niehaus 教授本人的许可并给予文章的原稿,我总结了文章的要点在此发表。具体内容以将要出版的书籍为准:

正典批判阵营的主要学者有 Brevard S. Childs, James A. Sanders 和 John F. A. Sawyer 等。正典批判的优点是允许人们一方面接受各种高等批判(如来源批判、形式批判等),另一方面又提供把圣经的一部分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正典批判学者一方面接受底本假说,相信圣经是由互相矛盾的不同来源的资料所整合而成,另一方面又把五经作为整体来研究,似乎五经本身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统一的整体。换句话说,原来根据底本假说,圣经是由互相矛盾的材料整合而成,不可能研究创世记神学、五经神学或者圣经神学;现在可以作这样的圣经神学的研究了,因为我们是把圣经作为一部完整的正典,而不是 JDEP。正典批判学者们虽然接受圣经包含各种自相矛盾的神学,做研究时却好像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只是把圣经当作正典来研究。这种方法本身显然是自相矛盾的。采用这种方法的学者要么对这种自相矛盾一无所知,要么是故意无视这种不一致(Childs 看起来是属于后者)。

正典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把圣经置于另一个外来的权威之下,即信心的群体。也就是说,犹太教和基督教都错误地相信了五经是摩西是在神的启示下写的。因为根据其他的高等批判,圣经显然不可能是摩西写的,只是后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一厢情愿地相信它的作者是摩西而已。

 

接下来就主要分析三个学者:John F. A. Sawyer, Brevard Childs 和 Scott Hahn (James A. Sanders 的观点在他的书 Torah and Canon 也是比较明显的)。

一、John F. A. Sawyer (顺带评论冯·拉德 [Gerhard von Rad])

在 Childs 出版他的旧约的正典研究著作两年前,Sawyer 便提出说:或许旧约记载的‘摩西写了五经’这个传统比‘不是他写的’这个事实更加重要……文本(终稿)所要表达的意义是重要的,而不是它是否代表真实的历史。

Sawyer 所拥抱的这种自相矛盾与在他之前的自由派学者所拥抱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比如 Gunkel 认为创世记是部传奇,没有任何历史价值,但是这是一个文化所能产生并且代代相传的最美丽的真理。冯·拉德(von Rad)将重构的以色列民历史和认信的以色列民历史区分开来。但是他并没有能力调和这两者。认信的以色列民历史,即以色列民的信心所描绘的历史图画为正典批判铺平了道路。他发展的神学不是建基于历史事实,而是建基于以色列的历史传统,即以色列民选择去相信的,以色列民的信心传统。正如 Eichrodt 所说,圣经最终只是各种各样的见证的集合。冯·拉德的方法根本不可能产生一种一致性(不互相冲突)的旧约神学。

在 Gunkel 半个世纪之后,自由派的学者才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假设、甚至无视圣经的历史真实性的研究方法。

然而这种立场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虽然 Sawyer 肯定了文本终稿的重要性,但是这与我们所相信的五经有本质的不同。既然五经告诉我们的事情并不是真实的(Sawyer 的观点),它就应该不是来自神的(没有认何证据表明 Sawyer 相信这一点)。所以五经之重要性的理由不可能是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如保罗所说。……所以五经的重要是因为它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意义(或者影响)。它的重要性与它的历史性或神的护理没有任何关系。它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和基督徒错误地相信了它是真实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群人曾经相信的事实上却是错误的资料,除了那些对宗教历史有兴趣的学者之外,还对谁有意义呢?

 

二、Brevard S. Childs

Childs 给了正典批判的古典模型和定义:正典分析把主要精力放在文本的终稿。……正视最终形成的正典也就是公正地看待这部作为‘神对祂的百姓的启示以及以色列民的回应’的文学作品。

问题是,[作为(as)]神对祂百姓的启示的记录和[(is)]神对祂百姓的启示的记录完全是两回事。Childs 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后面这种宣告。

这种研究进路不需要读者有任何信仰的委身或者神学立场,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以色列民信仰的文学作品,不是读者信仰的文学作品。

正典批判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判不同。正典研究法解释圣经时与一个群体的信仰和实践是直接相关的,并且这种信仰和实践对这个群体来说是拥有神圣的权威。

Childs 的正典批判与在他前面的来源批判、形式批判和传统-历史批判不同,因为它不是要“重构宗教发展的历史”或者“希伯来文学的历史”。但是对 Childs 来说,正典批判并不与那些方法相冲突。他本人在著作中也是采用那些方法的。Childs 一方面接受旧约文本有不同的来源,它并不具备历史性,⁠2另一方面又把圣经的终稿作为研究对象,好像其他高等批判的研究结果并不存在一般。

但是这样做(既接受底本假说又把圣经当作整体的圣典来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呢?这其实就像一个人同时想吃掉蛋糕又留着蛋糕(to eat his cake and have it, too.)。如果底本假说是对的,那么创世记就是来自不同的来源。而且,每个来源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神学(比如 J 典中神以拟人的方式出现,而 E 典中神则以梦或者异象显现)。既然 J 典和 E 典都在创世记中,一个创世记的神学是不可能的了。人只能说 J 典的神学和 E 典的神学。人或许可以说 J 典的整体性或者 E 典的整体性,但是不能说整合之后的正典的“整体性”。最好把“整体性”这个词以及它所激发的正面情感一并抛弃,因为如果底本假说是对的,那么圣经书卷如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等是没有真正的整体性可言的。所谓的整体性不过是表面的整体性,是对某个或者某些群体的而言的整体性。这个(些)群体相信这正典的历史性、整体性,但是现在科学批判方法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Childs 的正典批判是受英语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新批判(new criticism)”的影响。“新批判”与同在耶鲁教书的 W.K. Wimsatt 的著作有关。但是“新批判”和正典批判之间其实有本质的区别。“新批判”不研究一首诗歌创作的背景,也不管什么因素影响了诗歌作者以及创作的过程,仅仅研究已经创作完成的诗歌。而正典批判虽然把圣经的终稿作为正典来研究,却承认这部正典是经过许多的人手,有许多不同的来源而完成,而且这些来源之间是互相矛盾的。把这两者作比较就如同把苹果和桔子作比较。“新批判”和正典批判之间只有表面的区别,即两者都是对文本终稿的研究。

当然一个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会相信圣经的整体性。他不需要“正典”一词,仍然可以视圣经为一个“整体”来。再者,因为“正典批判”这个词和 Childs 对其的定义联系太过紧密,所以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学者最好还是避免用“正典批判”或者“正典研究法”这样的标签来形容自己的作品。

 

三、Scott Hahn

A. 正典批判和历史批判法

Scott Hahn 在他的 Kinship by Covenant 一书中完全拥抱了正典研究法。他认为正典研究法并不是取代历史批判法,而是完善了它。他既接受底本假说,又使用正典批判。自 de Wette 以来,高等批判的学者都把申 12:5 所说的敬拜中心视为耶路撒冷圣殿,所以认为申命记视为约公元前 621 年的作品。他们认为申命记是由一群宗教改革的人写成的作品,目的是为把耶路撒冷作为敬拜中心,而犹太人和基督徒们又错误地相信了它(即接受它为正典)。持这种观点的人如何能够相信申命记是神透过摩西在摩押平原启示祂的百姓?持正典批判的人认为既然一个群体把圣经接受为正典,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群体的角度把圣经作为一部正典来研究。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那个群体错误地认为申命记是摩西写的,并且把它接受为正典。这不是一个作神学的坚实基础。

如果历史批判法是对的,那么圣经几乎没有真正的历史精确性可言,所以圣经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神的话或者神的作为。历史批判法提供给我们的最多只是 J 典作者的神学(他的神的理解是比较粗浅、拟人的),或者 E 典作者的神学(他对神的认识是比较灵意的、疏远的。神通常只在梦中或者异象中显现),或者 D 典作者的神学(他认识的神以人类的口吻将西乃之约的律法传授予人,提供独一神论),等等。

B. 正典批判和权威的问题

Hahn 的作品也面临正典批判的第二个问题:正典权威地位的唯一权威是信心的群体。是这个信心的群体把人的传统接受为正典。这里没有提到圣经与神的关系。 Hahn 引用了 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的话:“[正典批判]根据圣经的正典来解释每段经文。圣经的正典即信仰的群体所接受的作为信仰的规范。”这个宣言没有告诉我们是神把圣经启示给人,只是说信仰的群体把它接纳为他们信仰的规范。这个正典是被人的传统所接纳。这个传统相信正典的各卷书都是神透过摩西和众先知等启示给祂的百姓。但是正典批判的学者所拥抱的历史批判则宣称传统认为是摩西写的书卷与摩西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只有一丁点儿联系。

权威的问题明确来说就是:一方面我们有科学的、历史的批判分析的权威;另一方面是教会的权威,教会对圣经的起源和本质有着错误的认识。这个权威的问题是正典批判学者们所忽视的。又或者他们忽视这个权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可以使用正典批判而不解决这个问题。正如 Childs 所说,“研究的对象是以色列民信仰的文学作品,而不是读者的[信仰的文学作品]。”

 

1 “Canonical Criticism:  a Modern Folly,” to be part of Jeffrey J. Niehaus, Biblical Theology, Volume 2:  the Special Grace Covenants (Weaver Book Company, Wooster Ohio, expected publication date late 2016). 第一册 Biblical Theology, Volume 1: The Common Grace Covenants 刚予 2014 年 9 月出版,详见 Amazon 网站

译者注:这里的“历史性”一词指的是圣经所记载的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的学者也用“历史性”这个词(Peter Enns?)。但是当他们说圣经据有“历史性”的时候,指的不是圣经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他们的意思是:圣经是在真实的人类历史当中形成的。个人觉得,这种宣称除了造成混淆之外,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圣经不是在真实的人类历史当中形成的,历史上就根据不会有圣经的存在。这种宣称对圣经的权威不但没有任何正面的支持,反而是一种削弱。因为同样的宣称可以用在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据有历史性的,因为它们是在真实的人类历史当中产生的。

2 Comments

发表评论